“钢铁行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支柱产业，也是落实减污降碳的重点行业，因此钢铁行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回顾前10年钢铁行业绿色高质量转型的经验，我认为可归纳为4个字——‘扶优汰劣’。”
“有人问，现在企业困难了，超低排放还抓不抓、搞不搞了？我的回答就是：方向不变、力度不减。”
“高质量超低排放是现阶段钢铁行业减污降碳协同最有效的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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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在2023（第十四届）钢铁行业节能减排论坛上，生态环境部总工程师刘炳江在发表主旨讲话时妙语频出。
大气污染治理助力钢铁提质增效
刘炳江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措施之实、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气污染防治领域实现了一系列历史性变革，“大气十条”和蓝天保卫战持续发力，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与2013年相比，2022年全国重点城市PM2.5浓度下降57%，重污染天数下降93%，中国成为全球治理大气速度最快的国家，人民群众蓝天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
“其间，钢铁企业持续开展技术攻关，加大改造资金投入，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指出。
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产业结构优化。国家把钢铁行业作为改善空气质量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两个大气十条、连续4年秋冬季攻坚方案中均明确提出严格准入、优化布局、淘汰落后等结构调整措施。在落实《关于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中，将化解钢铁过剩产能与大气治理相结合，把工作重点调整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通过修订完善排放标准、加大对环境违法违规企业执法监管和处罚力度、将去产能纳入中央环保督察重点等措施，推动了环首都30多家钢铁企业产能化解掉，为首都空气质量改善做出了贡献。同时，钢铁行业集中度大幅提升，2022年与2013年相比，在全国粗钢产量增加25%的同时，企业数量减少29%，平均规模扩大52%，粗钢产量前十大钢铁集团产量占全国总量的比重（CR10）上升到41.5%。装备水平显著提高，全国烧结（球团）、炼铁先进工艺装备产能占比分别提高20个、9个百分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分别提高34个、22个百分点。
二是差别化管理政策助力行业绿色化水平提升。自2019年《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发布实施以来，五部委创新管理思路，对钢铁等重点行业进行环保绩效评级，并将评级成果应用于粗钢产量压减、税收、电价水价、重污染天气应对和采暖季重点区域生产调控等政策中，以差别化管理政策激发钢铁企业绿色转型内生动力。“实践证明，实施差别化管理政策，起到了重污染天气‘削峰降速’、提高企业治理积极性、倒逼行业绿色转型发展‘一石三鸟’的作用。”刘炳江说，“目前，超过70%的钢铁产能已完成或正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钢企厂区环境焕然一新，脱硫脱硝除尘、封闭料场成为标配，环境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技术逐步普及，各项环保指标持续改善，企业清洁运输比例大幅提升，而且超低排放改造还催生出了新能源重卡市场，成为推动重卡弯道超车最重要的应用场景。2022年，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全球第一，同比增长154%，主要都集中在钢铁大省。”
三是多策并举助力钢铁集中区域空气质量明显改善。据他透露，与2013年相比，2022年钢铁产能集中的10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下降61％，有力带动重点区域和全国空气质量改善。河北省空气质量“后十”城市从2013年的7个到现在全部“清零”。在破解钢铁产能集中地区空气质量改善“老大难”问题的同时，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特别是钢铁企业周边人群的身体健康。
钢铁减污降碳、绿色转型任务依然艰巨
刘炳江指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目前面临的挑战。
一是大气污染形势依然严峻。他说，2022年全国PM2.5浓度虽已达到29微克/立方米，但浓度仍然是欧美国家当前水平的2~4倍，1/3的城市还没有达标。今年初以来，受跨年霾、沙尘多发和经济生产活动复苏影响，空气质量同比有所反弹，1—6月，全国PM2.5平均浓度、重污染天数比率均同比上升，优良天数比率同比下降。“空气质量改善到了进则全胜、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丝毫松懈不得。”他强调。
二是变相新增产能风险依然存在，结构性问题尚未根本解决。近两年中央生态环境环保督察发现，钢铁行业违法违规行为仍屡禁不止，包括未办理环评、能评等手续情况下违法开工建设，批小建大，伪造生产记录应付检查等问题。同时，钢铁行业自身结构性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依然存在炉料结构以高排放的烧结矿为主、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运输结构仍以公路为主等关键问题，减污降碳任务极其艰巨。
三是供需失衡矛盾突出，绿色发展水平分化加剧。刘炳江说，去年下半年开始，钢铁行业下游市场需求明显下降，供需失衡矛盾突显，企业亏损面扩大，企业之间的绿色发展水平和环保成本差距却在拉大。众所周知，超低排放后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可大幅降低60～80%，但吨钢生产成本要增加几十到上百元（不包括历史欠账增加的成本）。“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如果不能‘一碗水端平’，很可能再现‘劣币驱逐良币’，这种不公平是我们要极力避免的。”他强调。
刘炳江说，下一步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统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以高水平超低排放为抓手扶优汰劣，推动钢铁行业绿色高质量发展，重点做好“四个强化”。
一是强化改革举措创新，持续巩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目前，钢铁行业进入下行区间，这时候更需要发挥国家的政策引导，按照有保有压、扶优汰劣原则，完善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差别电价、环保管理等政策，对企业分类施策，实施差异化管控。刘炳江说，要充分释放工艺装备、环保绩效、能效水平高的先进产能，压减低效、落后、高排放产能，实现钢铁行业稳增长、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和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多赢。
二是强化高质量超低排放决心，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截至7月7日，全国已累计64家企业3.3亿吨粗钢产能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并公示，超过200家企业4.5亿吨粗钢产能完成重点工程改造。经过三年疫情，在如此困难情况下，这些钢企投入2000多亿元完成了如此巨大的改造量，真是可歌可泣，这在钢铁行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刘炳江说：“我们认真分析，没有一家超低排放企业吨钢能耗增加，而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却大幅下降，大气污染治理设施经得起历史检验。这是典型的节能减排、减污降碳的重大举措。”
针对实施超低排放会大幅增加能耗，不利于减污降碳协同的问题，刘炳江认为，把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简单等同于末端治理的认识是片面的。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是全流程、全环节、全方位的改造，强调的是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为很多节能减排降碳技术提供了应用场景。如低碳冶金技术已在宝武、鞍钢、河钢、建龙等钢铁企业成功应用，机械化料场、干熄焦、烧结机头烟气循环、高炉炉顶均压煤气回收、低氮燃烧等技术得到推广应用。
他介绍，测算结果显示，超低排放实施有组织脱硫脱硝改造增加的碳排放极其有限，仅占钢铁企业碳排放的2%。而超低排放强调的源头控制措施、治理设施与生产设施同步运行等精细化管理措施，以及清洁运输改造，不仅可抵消有组织排放治理增加的碳排放，还可协同减少1~2%的碳排放量。同时，超低排放倒逼落后产能淘汰、装备水平升级的协同减污降碳效果更为明显。2020年以来，我国淘汰落后钢铁产能减少碳排放约0.2亿吨；以碳排放最高的高炉工序为例，2000多立方米的大高炉相比小高炉燃料比、电耗等明显降低，吨钢减少碳排放约60千克。
据悉，《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3年版）》已发布，钢铁超低排放改造也已列入国家“十四五”102项重大工程、纳入了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这样，一个行业‘劣币’与‘良币’的分界线就清晰了。高耗能、高排碳、高污染的 ‘劣币’将面临生存问题。大家要相信中国政府想做好一件事就一定能做好！我们要坚定超低排放改造的决心和信心，持续高质量推进超低排放改造。”刘炳江特别强调。
三是强化企业规范化运营管理。他透露，钢铁行业仍然是违法违规高发行业。今年两会前，生态环境部在河南检查了3家钢企，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环境违法问题，企业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相关责任人被刑事拘留或行政拘留。今年初以来，在生态环境部监督帮扶企业中，有22家钢企存在未安装或不正常运行污染治理设施、超标排放、偷排偷放、生产台账和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等85个突出问题，严重影响环保治理和应急减排成效。他指出，钢企在改造过程中要在力求“四真”（企业领导真重视、资金真投入、实施真工程、管理水平真提升），做到“四要四不要”（要成熟可靠技术、不要鱼目混珠，要统筹减污降碳、不要治标不治本，要时间服从质量、不要欲速不达，要扶优汰劣、不要劣币驱逐良币）的基础上，全面梳理管理薄弱环节，特别要加强对环保治理设施、污染源监测设备的安装、运维管理，做到自证清白，不要觉得交给第三方就“万事大吉”了。
四是强化减污降碳关键共性技术示范应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央企、大型国企和民企，联合相关机构，打破电力、储能、钢铁、化工等行业间技术壁垒，集中力量攻关氢冶金、非高炉炼铁、高炉富氧冶炼等突破性低碳技术，加快推动产业化示范应用。针对大家反映比较集中的超低排放改造难点——高炉煤气精脱硫，刘炳江透露，近期生态环境部组织相关单位和专家赴代表性企业开展了深入调研和现场监测，目前已有运行较好、时间较长的成熟案例。同时，他建议，钢企要因地制宜，积极实施煤气精脱硫源头治理。
他最后呼吁道：“当前，我们已踏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让我们共同努力，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促进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打造全球最大的钢铁清洁生产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钢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