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是质量的技术基础，是世界通用的语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致第39届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中国将积极实施标准化战略，以标准助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纵观全局，标准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解决产品质量问题，而是向着更大、更广的领域拓展。

国际标准向社会治理领域拓展

众所周知，最初的质量管理方式是“标准+检验检测”，目的是实现产品质量的均等化。产品按照标准生产、检验检测合格后进行交易是最初的质量管理。

随着工业发展、管理和技术进步，技术标准开始向管理标准转变，质量管理方式也随之转变为“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目的是实现质量管理的体系化。例如，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标准、ISO 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准等，这些大家所熟知的，也是ISO最成功的管理标准，已成为全球都认同的质量管理方式。

最近10年，国际标准又向社会治理领域拓展，ISO 37001反贿赂管理体系标准、ISO 26001社会责任标准、ISO 19600合规管理体系标准等相继出台。

社会治理质量管理实现方式是“标准+法治”，目的是实现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之相呼应的是，我国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并不是巧合，而是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结果。

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

问题的“金钥匙”

ISO近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用标准助力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标准是解决此类问题的“金钥匙”，尤其是在世界充满了不同的时候。

什么是不同?过去，我们认为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不同主要来自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信仰等。但是，自2020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个世界最大的不同是来自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

有人会问为什么标准能在地缘政治盛行的情况下，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国际标准是世界上能让大家都听懂的共同语言。行政性制度工具(政策)、刚性制度工具(法律、法规)、技术性制度工具(标准)都是治国理政中最有效的制度工具，这一点已经是全球共识。

行政性、刚性制度工具是自上而下形成并颁布的，会带有一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因此，它们更适合在一个城市、一个省和一个国家内有效使用。而技术性制度工具，因为其自下而上的形成特点，所以是由所有利益相关方经斗争、争吵、妥协而形成。一个城市标准，由全市的利益相关方共同制定；一个国家标准，由全国的利益相关方共同制定；一个国际标准，由全球的利益相关方共同制定。所以，国际标准一定是中性的，不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特点，可以在全球广泛应用。

借鉴伦敦雾霾

治理经验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因为雾霾伤害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工业化后的英国伦敦。1952年12月4—8日，雾霾导致4000多人去世，当时的伦敦每年的雾霾日超过120天。2018年，伦敦市市长宣布，伦敦每年的雾霾日已少于4天。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从1954年开始，伦敦市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一步步实现了伦敦生态环境和空气质量的根本变化。伦敦市于1954年和1989年分别颁布了《伦敦城法案》《空气质量标准》，1992年又颁布了BS 7750《环境管理系统规范》(该标准于1996年成为ISO 14000环境管理体系标准)。如此一来，英国伦敦从19世纪末每年的三分之一为雾霾日，下降到1980年以后每年只有5天为雾霾日。

从伦敦的实例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认知：一是复合型制度工具仍是治国理政中最有效的制度工具；二是在一个经济体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度工具选用重点应该有所不同。在追求数量和速度为主的发展阶段，行政性、刚性制度工具有效性强。而在追求质量为主的发展阶段或国际化发展阶段，技术性制度工具则更加有效。

所以，我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工作的同时也认为，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解决方案的最有效工具一定是标准。我们可以把我国过去40年在改革开放中，已经证明是成功的经验和教训通过标准贡献给全人类，这也是我国优秀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价值所在。

发达国家重视

新兴产业标准

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发达国家从过度倚重虚拟经济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一定是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的核心是制造业。因此，世界各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制造业振兴计划，例如美国提出的“制造业再回归”、德国提出的“工业4.0”等。

这一轮“制造业再回归”和“工业4.0”所实现的经济结构调整有两个共同点，即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注重产业发展中的标准引领。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曾公开表示，“用工业4.0标准为人类文明与进步做出德国贡献，用工业4.0标准引领制造业升级，确立世界制造业领导地位”。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美国服务业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3%，所以中国未来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以应对产业链重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美国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确已从“二战”时的77%提升为83%，但在83%中有一半以上是制造服务业，如果加上制造业贡献的15%，美国制造业和制造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超过了55%。所以，在我国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发展才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和“压舱石”。

标准先行可为未来占据主动

过去传统的商业模式是先有产品，然后有标准，最后是产业化。而最近10年，在高新技术领域，例如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机器人等领域，商业模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变成了先有标准，再有产品，最后才是产业化。

为什么高新技术领域非常重视标准?以数字技术为例，数字技术是目前迭代最快的技术领域，标准引领作用十分突出。未来10年，数字技术将会颠覆几乎所有行业的传统商业模式，甚至可能会颠覆传统行业的科技创新模式。现在已经可以预见，未来的质量管理是智能的，会涉及与物理世界相平行的数字世界。数字世界是与物理世界完全不同的虚拟世界，这个世界的规则不是由物理世界的规则来界定的，而是由标准或者是由基于标准的代码来界定的，而且数字世界的秩序也会由标准来维持。

所以，在未来的数字经济中，如果我们不能主持标准的制定，就意味着别人将制定游戏规则，其他人只能遵照执行。因为，数字世界标准的主导者一定是技术引领者和市场控制者，这可以从一张来自中央媒体的统计图看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公开发表讲话中提到标准的次数(单位:次) 

图中统计的是自2016年—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公开发表讲话中提到“标准”的次数。在数据抓取设计前，我们预见的变化趋势一定是呈现增长的状态，但统计结果还是大大出乎意料，其增长幅度比设想的还要巨大。

2016年第39届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大会在北京召开，身在二十国集团(G20)会议上的习近平总书记为大会发来贺电，贺电中首次提出“中国将积极实施标准化战略”。2017年，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政策、规则、标准的三位一体，这是历史上我国领导人第一次把标准提升到如此高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要进行高质量发展转型，要彻底转变过度追求速度和数量的增长模式，要向追求质量转变。这样的国家战略注定“中国制造”必须尽快解决大而不强、技术含量中低端的问题，也必须解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在追求质量过程中，标准将成为关键性因素。因为标准是质量的技术基础，要抓质量就一定要抓标准，要有高质量就一定先有高标准。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中国标准”，对“上海标准”为中国标准和国际标准做出更大贡献提出了新的要求。时至今日，上海一直在践行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也是上海用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中国解决方案的具体体现。